问题本身并不是问题，我们对它的解释才是问题所在——环境对人的影响

 1968年,知道干细胞为何物的人屈指可数,而细胞生物学家布鲁斯·立顿已经在研究如何克隆干细胞了。我在2010年在上海455医院就接触干细胞研究，中国起步晚，他在研究过程中准备了1个干细胞,它每隔十至十二小时分裂一次。开始是1个,然后分裂成2个、4个、8个、16个、32个····细胞不停倍增。他就这样在短时间内获得了上万个一模一样的细胞，他将这些具有一模一样基因的细胞分别放入三个培养皿中,并改变培养皿中培养基的化学成分,使之等同于血液。举例来说,如果培养的是小鼠细胞,就要观察小鼠的血液,研究它的组成,并据此合成所谓的培养基。大家普遍会认为三个培养皿中繁殖出的小鼠细胞肯定都是相同的。尽管被放入培养皿的细胞是由同一个人体细胞分裂而来的,所含基因是完全相同的,然而它们的繁殖却取决于它们的环境,也就是培养基。培养基为细胞提供环境。最终出现了出乎意料的开创性结果:第一个培养皿中的细胞形成了肌肉,第二个培养皿中的细胞形成了骨骼,而第三个培养皿中的细胞转化成了脂肪细胞。是什么在控制着这些原本一模一样的细胞呢?控制着细胞活性的是环境,而不是基因。这就已经引出了一个问题:是谁或者是什么在控制着我们?以此类推,同父同母的人拥有相同的DNA,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中——比如其中一个人在养父母的抚养下长大，虽然他们的染病概率是一样的，但是其中一位可能得病，而另一位却一直健康；一位病后能够痊愈，而另一位却不能。痊愈的人只是拥有优化的环境因素而已，然而正是这些因素在控制着基因的活性。表观遗传学研究的就是这个基因及其活动。立顿当时的认知直到几十年后才被科学界认可。之所以耗时如此之久，主要原因之一是当时科学界发起的“人类基因组计划”项目。这一项目于1990年正式在美国启动，全世界各地的研究学者们均有参与。该项目的目标是破译人类所有的基因物质，并通过操控基因来治愈疾病，或者预防疾病的暴发。它当时的出发点是人们所坚信的“人类被自己的基因所控”。随着研究的深入，事实却证明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起初人们错误地假定既然人体内有超过十万种蛋白质就需要有相应数量的基因，另外肯定还有大约两万个调节基因——负责通过蛋白质编码控制基因活性。因此科学家们相信至少能找到十二万个基因。但结果与这种假设大相径庭：在所有的人类基因组中只发现了两万一千三百零六个蛋白质编码基因，而不是此前预期的十二万个。这意味着人类比原始线虫只多出大约一千个基因。一条线虫由九百多个细胞构成的身体和约三百个细胞构建的简单大脑组成，而人体包含了约五十万亿个细胞。“基因决定论”到此行不通了，“一种基因对应一种蛋白质”的观点崩塌了。科学家不得不再一次告别一直坚信的观点，不再认为基因技术可以解决人类一切生物方面的问题。最终的结论是：基因的数量不足以让我们认清人类生命以及疾病的复杂性。我之后会进一步对此做出更加细致的阐述。意识是一个诠释中心。生物的本性很简单。生物有机体使自己的生物特性适应周边环境。假如我们研究自己体内肝细胞的活性，跟它们说它们应该适应环境，这是没用的。因为肝细胞又如何能得知环境中在发生着什么呢？它们没有接触环境。是我们的神经系统，借助图像、思想和感觉来吸收关于环境的信息，并发送到体内——发送给肝脏。接下来，肝细胞根据收到的信息按照周围环境所需而改变本身的生物特性。问题在于意识是一个诠释中心。我的头脑对环境的诠释很可能与我的姐妹不一样。所以如果我有能力改变我对于生命的感知、想法、信条、内在意象——无论是我自己的还是世代相传的，那么我就改变了管控我细胞功能的信号。我具备通过自己的感觉、思想和言语改变环境的能力。通过这种能力，我也改变了自己对这个环境的感知，这样我就能控制我的基因活性，对它施加影响了。我不是我所有遗传物质的受害者。我必须认识到我自己才是基因活性的主宰者。很显然，环境与细胞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精神上的沟通。如何对待环境、如何对待我们的感知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情况下的精神包含两个共同作用、彼此依存的元素：一个是有意识的理解或者精神活动，一个是潜意识。意识是具有创造力的精神活动。有意识的精神活动控制着思考过程，潜意识则是在重复模式中运行，也就是所谓的自动驾驶，就如同循环播放。在我的潜意识控制着我做平时我做的那些事的同时，我的意识完全可以非常地活跃。跑步、驾车、与他人聊天——此时的我并不需要我的理解力，因为我有一个已经储存好的程序。事实上，我们存在于世，我们对这个世界所做出的反应中有90％～99％都是通过潜意识完成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潜意识每分钟约处理三万个程序，而我们的意识每分钟最多只能感知到十二件事。潜意识中的程序主要是通过模仿他人——在我们出生的头七年，围绕在我们身边的母亲、父亲、兄弟姐妹、组织团体成员等——的行为而形成的。我们基本上是一块不设防的海绵，吸收着经常围绕在身边的以及我们所依赖的人的一切行为、想法和观念。我们模仿，而且是无差别地模仿。如果这时候我们身边能有一个与我们关系密切的人——他具有很强大的自我意识，并知道如何管理情绪，会用健康的方式疗愈痛苦，那可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他会为我们提供一种安全、积极向上的生命资本。然而像这样能给我们树立理想榜样的人几乎是不存在的。不过不用担心！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假设我们在不良环境中长大——比如家中存在暴力、酗酒、赌博成瘾、生活窘迫、家庭矛盾或者关系破裂等问题，作为孩子，我们并不具备技能以处理环境所造成的情绪创伤。然后，负面情绪就会成为无形的记忆，继而转化为来自潜意识的习性，并且不断增强，一直产生影响。最终，当我们在周围的世界中碰到某些特定情形时，我们的行为会如同五六岁的幼童一般。这是因为我们儿时在充满了冲突、创伤的不安稳的环境中刻写出来的程序被再次启动了。我们会筛选出儿时的不幸，一次又一次重新体验痛苦。话语、颜色、响动、气味或者口感都有可能触发痛苦感觉，重新激活它们。而我们所做出的反应就好似这样的痛苦第一次发生，我们完全认识不到我们的意识在这些情景中是完全瘫痪的。我们自动进入了被存储下来的旧程序的运行模式中。我们也可能会尝试从潜意识程序的阴影中逃脱。但是这行不通。尝试逃离阴影的次数越多，它就黏得越紧。我们必须正视它。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转过身，集中全部的注意力看向它。我们必须将问题、症状视为一扇门，帮助自己认识到过去的记忆会触发某个压力因素。过去的记忆是一种提示，具有某种意义。它们想用一种不可思议的聪明的方式将我们唤醒。问题本身并不是问题，我们对它的解释才是问题所在。它是在提醒我们注意那些以前的无意识的自动程序——我们可以通过关注、思考和探索来看透它们，了解它们，最终消解它们。

痛苦是一种挑战。

 人们在生病的时候，总是感觉自己做错了什么。这就经常会导致人们产生疑问：为什么会是我？但这个疑问并不会带来任何有帮助的答案。这种感觉是否包含了某个真相？此处的“错”是什么意思？更好的问法是：我们有没有偏离自己的人生目标？我们是否活出了自己的幸福、自己的人生？还是说我们活在另一个人的不幸、另一个人的人生当中？我们为何会产生负面的基本情绪？探索我们的那些自我对话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例如：我早上照镜子的时候是否就已经开始责骂自己了？我是否不接受自己和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些决定我们生活的负面自我对话、信条以及对某个错误观点的坚信，那就无怪乎我们会变成现在这样，会患上疾病，也无怪乎我们无从得知问题的意义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我们一直恐惧、抗拒，那么我们不只浪费了原本可以用于疗愈的能量，而且将每个问题中都会存在的新信息、新可能性以及新机遇拒之门外。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没有足以胜任的外力帮助，我们很难自己解答这些问题。相反，如果我们认识到这种痛苦或者状态是一种挑战，是想告诉我们一些什么，那么新的洞见就能带来空间，让我们找到答案。然后我们就能用与以往不同的方式去处事了。心理医师是让我们认知到从他人那里承接过来的感觉、信条、观念以及某些表现。